| 连体姐妹 追求幸福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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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出处： 更新时间： 2005年06月19日 |
新加坡当地时间８日下午，在惊悉拉丹和拉蕾这对伊朗连体姐妹分颅手术失败的噩耗后，陷入悲痛的不仅仅是伊朗人，还有中国人、新加坡人乃至全世界的人。人们都想和这个家庭共同担当悲剧。
没有人指责谁制造了这个悲剧。没有人指责拉丹和拉蕾。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和机会，为什么连体人不能？面对这种结局，我们也许会不自觉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不再连体而付出生命，值得吗？
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选择生命的方式--生，或者死；而我们时常把对生命的敬畏简单地当成活着。
今夜我们都是连体人
没有人指责拉丹和拉蕾。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和机会，为什么连体人不能？
当然也不应该指责医学家。医学家虽然天然就有一种挑战疾病的冲动，但这种冲动必须建立在理性之上。而新加坡这间叫莱佛士的医院已经告诉并劝止过这对姐妹。他们已经尽到了职责。该医院主席卢俊荣说：“作为医生，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这么多，其余的，则掌握在上主的手中。”虽然莱佛士的股票因此而上升到两年内的最高水平，但新加坡医学道德委员会查证了医院动手术并非出于商业目的。
我们也不能指责新闻媒体，虽然他们向我们报告了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这是他们的职责。
世界第一例成人分颅手术失败了。但在这个失败的手术中，却没有一个失败者。拉丹和拉蕾不是失败者。医学家也不是失败者。
29岁的拉丹和拉蕾，不是失败者，是勇敢者。“头颅连胎”是非常罕见的连体双胞胎中最罕见的一种。一出生她们就承担了人类最罕见的灾难。她们勇敢地向生活发起挑战。令人瞩目的是，她们取得了伊朗德黑兰大学法学院的学士学位。
当面对极高的手术风险时，她们选择了追求自由。宁死她们也愿意品尝生命应有的自由。在术前致全世界的公开信中，拉丹和拉蕾说：我们来的时候是连体一起的，希望回家的路是全新的感觉。为了这种全新的感觉，她们最终付出了生命。
面对这种结局，我们也许会不自觉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不再连体而付出生命，值得吗？
这并不是一个庸俗不堪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必须明确这样一个前提，即拉丹和拉蕾，都是智力正常的成年人，她们有权处置自己的生命。别人可以劝阻，但是不能干涉。
生命价值的问题，是最难解读的问题。如果拉丹和拉蕾能给我们以明确的解答该有多好。但是，即使是这个个案解决了，所有关于生命价值的问题也都能解决吗？这些问题也许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也许思考本身就是一种答案。对拉丹拉蕾事件，从生命伦理、医学伦理、社会伦理切入，也许更容易寻找出各种不同的思考角度，但这些只是角度，不是答案。人就是这么复杂。人类拥有了宝贵的生命，手中却没有一把尺子，一把可以丈量人生价值的尺子。
拉丹和拉蕾的遭遇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人类还有许多的困境。这些困境是围绕着每一个人的，不论这些人是什么肤色，操什么语言，有什么信仰。正是这些困境而不是顺境，才将人类的命运更加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那么多人为拉丹和拉蕾流下泪水，感到惋惜，其实何尝又不是在感叹自己曾经和未来的命运？
“那一夜，我们都是连体人。”其实，整个人类不都是连在一起的“连体人”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处于人类之中。
拉丹和拉蕾同样也展示了人类的勇气。“不自由，毋宁死。”也许这种勇气，对人类来说，才是最可宝贵的。有网友说：很佩服姐妹两个的乐观和勇气，明知道手术的危险性还要为了新生活勇敢面对。与她们相比，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真是微不足道。
谁能说，拉丹和拉蕾这种追求生命尊严的勇气不能和挑战者号宇航员的勇气相比呢？
选择生命方式的权利
拉丹姐妹最终告别了尘世。
3天前的下午，我的同事突然在办公室惊叫：连体姐妹中的一个死了！我的心忽悠一下。那个时刻，肯定有很多人为这个不幸的消息难过。一个小时后，妹妹拉蕾去世，宣告世界首例成人连体分离手术失败。我能想像，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互不相识却共同关注这对姐妹命运的人们，心里该有怎样的忧伤。
几天前，在给大家的信里，这对姐妹说：“请为我们的希望祈祷吧，祈祷我们手术成功。我们来的时候是连体一起的，希望回家的路是全新的感觉。”
仿佛能看到姐妹俩怀满希望的灿烂的笑容。自由的生命，自由的生活，对这对姐妹有多重要！ 从出生就头颅相连，在共同生活29年之后，姐妹俩坚持要求分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手术的死亡率高达50％。手术前，主刀医生吴有晶就曾表示，手术可能使姐妹中的一人或两人死亡，她们也可能变成植物人。
姐妹俩坦然面对。活着，也许比什么都重要。但活着，就意味着你有权利选择生命的方式。正是为了这种选择的权利，为了生命更加自由，一对勇敢的女子开始面对死亡。
在伊朗，拥有大学学历的妇女并不多。拉丹姐妹接受过德黑兰大学的高等教育，双双拥有法律学士学位。连体，使得她们必须将个人的生活方式、爱好当成共同的。尽管像一个人一样生活了多年，姐妹对自己的生活却各有打算：拉丹热爱法律，拉蕾则想去德黑兰当记者。渴望生命独立自由的愿望，使她们宁愿面对失去生命的危险。
连体儿的受孕率近十万分之一，活着出生的几率更只有几十万分之一。按理说，这些连体儿能健康地活着已属不易，但他们对生命的要求却不简简单单是活着。
在美国达拉斯，另一对年仅两岁的埃及头部连体兄弟，正等待于今年夏季晚些时候接受分离手术。拉丹姐妹去世后，手术小组的两名医生表达了自己悲痛的心情：“在了解手术巨大风险的情况下，她们仍怀着无比的勇气和决心继续要求手术，这充分表明她们希望独立过正常生活的深切渴望。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我们对失去这两位勇敢女性的悲伤。”
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选择生命的方式——生，或者死；而我们时常把对生命的敬畏简单地当成活着。
差不多在拉丹姐妹进行分体手术的同时，在西安，一个名叫王明成的胃癌晚期病人在入院数月之后放弃治疗出院。王明成不是一个普通的癌症患者，他是中国首例安乐死案件的主角。十几年前，因为请求医院为病重的母亲实施安乐死，王明成被公安局收审，医生也因此受累被控故意杀人罪。王明成说：“我想体面地死去。”他的安乐死申请被医院拒绝。
我不想讨论安乐死，我只想说一个人选择生命方式的权利。不管是拉丹姐妹，还是王明成，他们都有权利对自己的生命方式做出选择。不同之处在于，拉丹姐妹选择如何活着，王明成选择的是如何死亡。在捍卫自己对生命的选择权这一点上，他们一样受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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