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靠“棍棒”打压别人起家 姚文元怎样“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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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出处： 更新时间： 2005年06月21日 |
姚文元一生口诛笔伐，害人甚多。但害人害到“点子”上，又名利双收的有三次：第一次是靠批胡风而崭露头角；第二次是靠《录以备考》成为“新星”；第三次是靠批《海瑞罢官》而步入政界。以“秃笔”作为撑高工具，靠“棍棒”打压别人起家的姚文元，最终跃上人生的巅峰。
第一步批胡风崭露头角
胡风在解放前就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其著作和思想影响了当时一大批青年人。姚文元也是胡风的崇拜者。他写了一本《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书，热情歌颂胡风是“最优秀的理论家”。但这本书还没出版时，1954年下半年，中国文坛就掀起了批判胡风的浪潮。姚文元吃惊不小，继而又暗自庆幸：多亏书稿还没有送出版社。为了紧跟形势，标榜自己，他马上“反戈一击”，在北京《文艺报》1955年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分清是非，划清界线》一文。在文中，姚文元恶毒攻击胡风理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胡风已经站到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已经站到污蔑党的立场上去了……”之后，他又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了《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
姚文元的“左”派言论，引起了当时身为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的注意。于是张春桥指导姚文元在《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批胡风的文章。一时间，姚文元名声大震，成了反胡风的“英雄”。
第二步靠《录以备考》成“新星”
1955年“反胡风”的斗争刚过，1957年又掀起了“反右派”斗争。这种政治气候，正符合姚文元的口味，也使他的“打棍子”特长有了用武之地。
在姚文元成为“新星”前有一个插曲。那是1957年2月6日，他在《文汇报》上又发表了攻击姚雪垠的文章《教条和原则———和姚雪垠先生讨论》。在文中，姚文元用词激烈，极尽攻击之能事，可谓是“锋芒毕露”。但是，连姚文元自己也没想到，这篇文章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喜欢看上海的《文汇报》，那天正好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联想到不久前看过姚雪垠1956年秋写的散文《惠泉吃茶记》（毛泽东当时认为姚雪垠有点“知识分子的清高”，好像“别人皆醉他独醒”似的），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很有针对性，便向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打听姚文元是何许人氏。
1957年2月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及文艺界的问题时，提到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毛泽东的讲话很快传到了上海市委。一时姚文元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成了上海文艺理论界的一颗“新星”。当时，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按理说，姚文元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赞扬，中共上海市委另眼相看———姚文元被选为代表赴京参加会议。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又一次提到姚文元。毛泽东说：“不要怕片面性……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但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
以前的姚文元尽管是“棍棒”英雄，但在上海的政界和文艺界的名流中，仍然是无名之辈。然而，在短短的一个来月时间里，毛泽东两次表扬了他，使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5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并讲了话，新华社为此发了一条很短的电讯。《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和《文汇报》都刊登了这一电讯。但在编排的技巧上各不相同，使用铅字和标题的大小也各不相同。本来，这样的编排在正常人眼里是正常的，不会去多想什么，而在不正常人的眼里就是不正常的，就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姚文元对照这三张报纸，写出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的千字文章，刊登在《文汇报》上。也许是该姚文元走运了，他的这篇文章又被毛泽东看到了，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加编者按予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如此一来，全国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于是，姚文元作为一颗文坛“新星”，在全国名噪一时。从此，他官运亨通，一跃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第三步靠批《海瑞罢官》步入政界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政治上的得势，使姚文元的灵魂和人性都扭曲了。他想，自己是靠“棍棒”起家的，那么，就应该把“棒威”发扬光大。于是，他抡起棍棒，不管三七二十一，见谁都打，而且是越打越起劲：他打当代名流，如流沙河、徐懋功等；他打文坛老将，如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打完了今人，他还不过瘾，还不解恨，还要向长眠于地下的古人打去。海瑞，就是他棒打的重点对象。1965年11月10日，他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篇文章。
《海瑞罢官》是时为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所作。其写作的动机是缘于毛泽东1959年4月4日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时，说起海瑞的故事。毛泽东的目的是希望各级干部在整顿工作中，要学习海瑞忠诚而又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根据胡乔木的意见，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的恳求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创作出《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
此剧本发表和演出后，受到广泛好评。毛泽东当时亦称赞过。但江青等人出于其政治目的，硬说《海瑞罢官》是一台“骂皇帝”、借古讽今、为彭德怀翻案、攻击人民公社的戏，是大毒草。为了借此搞垮北京市委（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是彭真），攻击那些对党忠诚，但对江青等人的行为不满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江青通过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原本是“整人专家”，又见是江青所求，倍感“鼓舞”。他决心攀附江青这棵大树，因而闭门数月，绞尽脑汁，调动他父亲和所有的关系，查找明史中有关海瑞的资料，然后无限上纲，牵强附会，极尽诬陷之能事，终于完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成为“京官”后，继续发挥他“秃笔”的特长，深得林彪、江青的赏识。林彪在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及了姚文元的“历史性功绩”。他说：“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江青也在多种场合称赞姚文元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由于有林彪、江青做靠山，姚文元在仕途上平步青云。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1970年8月，又取代陈伯达成为全国“舆论总管”。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历史是无情的，又是公正的。姚文元，这个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以“秃笔”作为撑高工具的“英雄”，靠见风使舵、投机钻营而跃上人生巅峰的跳梁小丑，最终遭到了历史的唾弃。1976年10月，他被逮捕而成为阶下囚；1981年1月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夏国胜/文摘自《党史文苑》贾广利/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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